沪宁城际列车的玻璃窗上，雨痕蜿蜒成无数条扭曲的银线。我把额头抵在冰凉的玻璃上，看着苏州城外的水田被暮色浸透，化作浓稠的墨色。口袋里的手机在震动，是房东发来的最后通牒：“小周，这个月房租再拖，明天就换锁。”
我关掉屏幕，喉结上下滚动。微信钱包余额显示17.32元，银行卡里的数字在三天前已经归零。行李箱角落藏着的牛皮纸袋里，整整齐齐码着五张百元钞——那是母亲偷偷塞给我的，走时她红着眼眶说：“去上海闯闯也好，家里……你别操心。”
列车广播响起时，我的指甲几乎掐进掌心。上海站的霓虹刺破雨幕，出站口汹涌的人流裹挟着潮湿的水汽扑面而来。我攥紧行李箱拉杆，混在西装革履的上班族中间，像片误入急流的枯叶。
午夜的南京路依然灯火通明，橱窗里的模特穿着价格堪比我全年学费的大衣。我在24小时便利店买了瓶最便宜的矿泉水，坐在台阶上啃冷掉的馒头。手机地图上密密麻麻的招聘信息看得人头晕，保洁、保安、快递分拣，薪资都写着“包吃住”，但当我打电话过去，对方不是说“名额已满”，就是让我交三百块押金。
第三天傍晚，暴雨倾盆而下。我躲在弄堂口的雨棚下，看着积水里漂浮的落叶打着旋儿。裤兜里的纸币被冷汗浸得发潮，五张百元钞如今只剩两张。远处烤鱼店的霓虹灯在雨雾中晕染成暧昧的橙红色，298元的鲜品烤鱼广告像个巨大的诱惑，刺痛着我咕咕作响的胃。
推门进去时，空调冷气混着烤鱼的香气扑面而来。木质桌椅上还沾着前桌客人留下的油渍，服务员递来菜单的瞬间，我听见自己干涩的声音：“一份烤鱼，谢谢。”
瓷盆端上桌的刹那，滚烫的红油咕嘟作响，辣椒与花椒在热浪中翻涌。我盯着白瓷碗里堆成小山的米饭，喉咙突然发紧。上一次吃这么丰盛的饭菜，还是三个月前父亲的葬礼。那时亲戚们围坐在圆桌前，说着“节哀顺变”，却没人注意到我偷偷藏在口袋里的冷馒头。
筷子夹起第一块鱼肉时，眼泪突然不受控制地砸进鱼汤。我大口吞咽着，任辛辣的味道灼烧舌尖，仿佛这样就能把所有的委屈和不甘都咽进肚子里。隔壁桌的情侣在嬉笑拍照，女孩撒娇说：“这家店超火的，我排了半小时队呢。”
吃到一半，手机震动起来。是大学室友发来的消息：“听说你去上海了？要不要来我这儿住几天？”我看着对话框里跳动的光标，最终删掉打好的字，回复：“不用了，我找到工作了。”